新刊 | 郁喆隽:未来焦虑与历史意识

2020-02-12 书城杂志 | 上海书城旗舰店



思 想  |  文 化  |  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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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郁喆隽

原刊于《书城》2020年2月号



一、未来已来?


二〇二年悄然降临。曾经觉得那是一个极为遥远的年份,而如今我们已经身在其中了。
依稀记得在三十多年前,读过根据叶永烈先生写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8 年)改编的同名连环画(杜建国、毛用坤绘,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0 年)。中国本土的科幻作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憧憬的二十一 世纪是什么样的呢?为了怀旧就去上网搜 了一下,不料居然发现有人把其中几页翻拍了下来(感谢新浪微博@麦伢 maiya): 他想象未来的学生上课时,一边看银幕,一边用心听老师讲课,不用着急记笔记; 有一种叫作“写话机”的电子仪器,可以把 老师的话变成文字,自动记录下来。当时的科幻,对如今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科幻感了:大中小学里使用投影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老师还是坚持让同学着急记笔记,只不过大学里差不多每人一台笔记本电脑,在电脑上记笔记而已。
小说中,未来的人使用一种“半导体电视电话机”,上面有一块荧光屏,从荧光屏可以看到对方的一举一动,并听到讲话。今天的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手机就是这样一台“半导体电视电话机”,手机上很多软件都可以用来视频对话。这似乎印证了一句话:未来已来。很多人对未来的想象都集中在特定的功能上,而这些功能是人们对当下无法实现的愿望的投射,却很难具体地设想实现这些功能的底层技术,例如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当然叶永烈也没有想到,手机的功能远远超出了电话和电视,还有第三方支付。

“未来的人使用一种‘半导体电视电话机’”

(《小灵通漫游未来》连环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在另一页上,叶永烈设想未来的城市里有陆上、水上、天上和宇宙四个交通警察局。除了宇宙是由人当警察之外,其余都是机器人。如果违反了交通规则,机器人会立即用照相枪拍摄下来……当然,未来的城市被描绘得秩序井然,“车辆”虽然在道路上、水上和空中行驶,但是各行其道,畅行无阻。这些幻想已经部分地实现。很多车主也已经对违章拍摄习以为常,但是收到罚单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而在不少城市,开车出行也不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体验。高科技没有解决堵车的难题——有意思的可能并不是那些已经实现了的科幻,而是那些没有实现和实现时出现“偏差”的科幻。
在二十世纪的很多科幻作品中,未来世界丝毫不带有阴影和灰暗面。这本身也折射出一种“意识形态”:技术问题可以解决一切的“社会 - 政治”问题,这也就是“技术乌托邦”的本质。反过来说,这样的科幻缺乏对技术的必要警惕,或者从一开始就认为技术不是中性的,而是一种改善的力量,从而遗忘了技术本身可以被滥用。我们至少需要对技术进行伦理的反思。最近有新闻报道说,某人在国内某一线城市的中心地带乱穿马路,几天后他在家里收到了一张罚单——路口安装的摄像头识别出了他的身份,并直接做出了处罚。而在太平洋另一侧,美国旧金山市通过了一项地方法律,禁止政府在任何公共场所收集个人的生物信息,尤其禁止进行面部识别。这两则新闻在表面上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实际上却折射出价值观的差异:到底是应当更多地维护安全,还是应当更多地保护隐私?叶永烈在写《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时候,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技术问题,而没有考虑技术问题背后隐藏的一些法理学和伦理问题等。在科幻作品中,伦理观的巨大差异被表现为对人类未来整个生活方式的不同预期。
在《小灵通漫游未来》中,为数不多的尚未实现的未来之一是天气控制——如果想要晴天,就让飞机喷一点消云剂;如果想要雨天,那就进行人工降雨。另外一个方面是饮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很多作家都预计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不用一日三餐,而只需要一天服用一粒高浓度的营养药丸——服用之后可以精力充沛地去完成一天里各种各样的工作,甚至是体力劳动。然而似乎这是人们最不愿意接受的想象,我们依然热衷享受美味佳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大概是存在于人性中的,而和技术无关。不过最近的一个新闻似乎也揭示了另一种可能:人造肉开始上市。人造肉背后隐藏着一个哲学问题,如果它的口味、营养成分和天然肉没有太大区别的话,你是愿意选择人造肉,还是天然肉呢?



 《小灵通漫游未来》

  叶永烈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1978年版



回过头来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科幻作品,不得不感叹作者的想象力。我们似乎已经活在科幻的世界中了。
 

二、未来焦虑


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例如我是否可以考上理想的学校,我能不能被某公司录取,我会不会和某个心爱的人共度余生……不确定是未来的本质属性,恰是因为未来未来。人类仇视的是过去的确定,因为过去无法改变。时间的涓涓细流似乎在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现在那个点上凝固了,而“现在”纤细到无法把握。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焦虑感,个体的焦虑,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到时代的大洪流中,或者说思想发展的脉络当中,从而产生一种拖欠或者失位的感觉。
大概每个仰望过星空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叹:宇宙实在是太大了,我实在是太渺小了!人类肉眼可见的星体大约只有六千多个。而现今能够看到的星体的光,可能是它们几万年前发出的。在这样宏大浩渺的宇宙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又有何意义?在人类有限的历史之上,一定还有更为超越和崇高的规律,例如中国古人所讲的“道”,以及古希腊人所说的“逻格斯”。古人用“宇宙意识”来称呼这种仰望星空的感受。不过很多人在仰望星空之后,仍毅然决然地回到卑微的俗世当中。


《小灵通漫游未来》连环画  杜建国  毛永坤绘

辽宁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绝大多数时候,一个人陷入自己的焦虑情绪不能自拔,如果能够跳脱开当时当地,用一个更宽广的视角,或者从更加长远的时段来看待自己,可能就会消解这种焦虑感。所以让我们回头看看历史。
 


三、世博会中的未来想象


未来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还是会越来越差?人类是将会走入一个粉红色的梦想、大同世界,还是可能因为人固有的一些问题,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文明的终结?站在二〇二年的门槛上,人们不禁会发出些“天问”。因为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二十年里,人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曾经接受的普遍理念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历史上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不仅包含着具体的技术进展,而且还蕴含了根本的价值判断。除了科幻作品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重大的事件和活动集中看到人们的未来想象,那就是世界博览会。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人类最危险的时刻,世界博览会依然传递出对未来的乐观情绪。
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纽约世博会开幕。美国总统罗斯福参加了开幕式,但是当时整个世界笼罩在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阴影中。在欧洲大陆,捷克和奥地利作为独立国家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而再过几个月,一九三九年九月,对西方世界来说,“二战”就全面爆发了。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明日世界”(The world of tomorrow)。 当 时有 人 在《哈 普 杂志 》 (Harperʼs Magazine)上写道:

世界博览会就是它自己的借口。它是一个短暂、稍纵即逝的天堂,它为愉悦人类而诞生和死亡……国际展会并不能阻止战争;就算有战争,它们还将继续。它们没有解决萧条和失业的问题;面对萧条,它们还将坚持。世界博览会的理念是坚韧和持久的,原因是:人们认为他们是无与伦比的。(James Mauro, “Twilight at the World ofTomorrow”)


然而就在同一本杂志上,有人表达了对世博会的复杂情绪,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世博会的墓志铭”:


这是所有悖论的悖论:它是好的,它是坏的;它是所有恶俗的极致,它是一切灵感的巅峰。它有高贵的元素,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丽,你几乎不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它也有堕落和愚蠢的元素,彻头彻尾的丑陋。它证明,人是高贵的,但马上就可以反过来证明,人也可能是蠢货。(Sidney Shalett,“Epitaph for the World’s Fair”)


一九三九年纽约世博会中最闪亮的明星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由于犹太人身份,一九三三年爱因斯坦从欧洲流亡到了美国,此时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在一九五年写作的三篇论文,也已经逐渐被大众所知。在大众面前爱因斯坦是一个科学明星,他的科学贡献打开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想象未来的边界。他仿佛是二十世纪的普罗米修斯,以一人之力发现了宇宙的终极奥秘。但与此同时,爱因斯坦还有另外一个少为人知的面向——他对未来充满了悲观。在纽约世博会的时间胶囊中,有一份爱因斯坦写给后人的信《致后人》(To Posterity)。在这封信中,爱因斯坦写了这样一句话:“任何想过未来的人,必定生活在害怕与恐惧当中。”一九三九年虽然不是二十世纪的“至暗时刻”,但很可能是最为不确定的时刻。我们绝不能使用“马后炮”的智慧,说纳粹终将被击败……矛盾的是,一九三九年世博会的时间胶囊计划将在五千年后,也就是在公元六九三九年打开——谁能确定人类文明可以持续那么久?这需要对未来有多么乐观的精神。

1939年纽约世博会景观设计图

 


四、《明日世界》里的未来悖论


为了向一九三九年以及随后的一九 六 四 年 纽约 世 博 会 致敬,好 莱坞 拍 摄了 一 部 科 幻电 影《明 日 世界 》(Tomorrowland, 2015)。这部由迪士尼投资的电影,虽然邀请了影星乔治·克鲁尼担任主演,却依然不能算一部成功的科幻片,被影迷们戏称为“价值两亿的主题乐园广告”。这部电影里面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世界:城市非常整洁干净,建筑恢宏伟岸。人类生活在一种高科技的、无忧无虑的状态中。城市里阳光充沛,似乎永远不会下雨;全然看不见犯罪,甚至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人们脸上没有焦虑不安,都由衷地发出微笑。为了构想这样一个未来世界,好莱坞的编剧参考了西班牙瓦伦西亚那座充满科幻感的“艺术科学城”。那是西班牙国宝级建筑设计师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的杰作。
《明日世界》的核心设定是城市中心的一座高塔——时空监测塔。它可以用所谓的“超光子”来探测平行宇宙中的人类世界。电影中的大反派大卫·尼克斯则将它叫作“通往地球的桥梁”(bridge way to earth)。人们通过时空监测塔发现,人类的未来非常不幸——不仅会发生各种自然灾难,比如洪水和火山爆发,而且人类之间还会发生惨烈的内斗和战争。这种“高科技”产品的存在,造成了截然对立的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为了拯救文明,要展示它的毁灭。持有这一立场的大卫最初相信,通过警告人类,可以逐渐改善未来的走向。但他每一次这样做,最终都事与愿违。所以大卫说:“看见了冰山,也提醒了泰坦尼克号,但你们还是不管不顾地全速撞上去。为什么?因为你们想沉没。你们放弃了。”由此,他认为地球是没救的。换言之,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历史“铁律”。即便告诉人类未来的危险,地球还是一样会灭亡。于是他放弃了,决定采取自私的自保原则。
小女孩凯西则坚决不接受大卫的立场。她猜测,时空监测塔的功能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在进行广播。它并不是在如实描述未来的状态,而是在不停地告诉我们一种可能性。但是它广播出来的消极图景,对现在的人产生了影响,进而导致消极的未来。而事实上一切皆有可能,人类绝对不能认命,凯西绝对不接受大卫想象的那种历史“铁律”。在影片中,凯西和她父亲之间的一段简短对话,很好地概括了她的立场——“两只狼理论”。凯西说:“从前有两只狼总是在争斗。一只叫作黑暗与绝望。另一只叫光明与希望。哪一只会胜利呢?”父亲回答说:“那要看你喂的是哪只?”凯西认为,人类并不必然会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相反,时空监测塔才是造成人类毁灭的原因,是时空监测塔说服了整个世界去喂养那只错误的狼。

电影《明日世界》海报,2015

凯西的这种观点在哲学上被叫作“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曾经总结过这一概念。人类文化史上最为著名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是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出生时,德尔菲神谕说,这个人未来会弑父娶母。他的父亲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十分害怕,就决定除掉自己的儿子。不料俄狄浦斯被邻国科任托斯的国王领养。长大成人后,俄狄浦斯阴差阳错地回到了忒拜,在一场偶然的冲突中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随后又娶了自己的母亲。至此,神谕全部坐实。很多人把俄狄浦斯的故事理解为宿命。但是,如果细想一下事情并不简单:神谕在整个俄狄浦斯的故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俄狄浦斯知道了自己将会弑父娶母之后,他才决定离开科任托斯。也正是因为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避免神谕的实现,最终才会帮助实现了神谕。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把这一现象叫作“俄狄浦斯效应”:预测(例如神谕)本身可以影响被预测事件的进程。在行动过程中,行动者的信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因此,没有绝对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历史。
也有人把这一悖论式的现象叫作“预言家两难”(prophetʼs dilemma):对未来的预言,会影响行动者的信念和预期;行动者的信念和预期,则会引发相应的行动;而行动的累积可能会避免或实现最初的预言。例如有一个算命先生对你说,你明年会中彩票。你本来从不买彩票的,但你听了信以为真,于是就开始经常买彩票。无论他的预言是否兑现,都已经对你的行为产生了特定的影响。社会科学家经常用以下这个例子来说明“预言家两难”。假设一周后会进行一场选举,此时有人说某候选人肯定是要当选的,无论如何都不会输。但是没想到这样一个预言,导致了选民行动上的变化。大家想,这个人肯定会赢,那就不用我去给他投票了。本来支持他的人都不给他投票,结果导致他最后落选。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否定的预言”(self-defeating prophecy)。经济学中把这一现象叫作“两层混沌系统”(level two chaotic system)。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任何预言在当下是没有办法检验其真假的。不过,人可以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它。人的信念本身就会产生影响。
在《明日世界》这部电影中,大卫和凯西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卫认为,我告诉了他们真相。但是他们不相信,所以什么努力也没做,于是毁灭的结局出现。从结果来看,这是事与愿违,因此大卫对人类产生了深深的失望。相反,凯西选择炸毁监测塔,不告诉人们。于是他们没有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反而出现了改善。从结局来看,凯西的做法有利于人类,但从根本上不相信大众。



五、技术的焦虑:科林格里奇困境


《明日世界》不是一部杰出的科幻电影,但隐含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哲学问题——未来并非凭空而来,未来必定和今天人们的所作所为有关,甚至和今天人们的信念有关。
今天很多人处在极大的焦虑感当中,但是在被焦虑困扰的时候,人们很难对它进行反思和分析。我认为,现代人的未来焦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浅层的未来焦虑主要是因为技术;中层的未来焦虑来自社会;最深层的未来焦虑则是来自哲学和世界观的。
技术带来的未来焦虑,主要是因为技术的不可预见性。现代人一方面享受着技术带来的便捷,但是另一方面却发现技术被垄断在少数专家手中。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技术引发了持续的讨论,这些讨论集中在纳米技术、人工智能、虚拟实境和基因修改这几个热点领域。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技术发展的历程,就会发现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英国的当代技术哲学家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就很好地总结过这一悖论:一方面,除非一项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否则其影响不可能被完全预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项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那么它就难以控制了。(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1980)这一悖论后来被命名为“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ʼs Dilemma)。关于这一困境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来自一八三九年德国化学家古德伊尔发明的橡胶硫化技术。天然橡胶本身非常黏稠,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变脆或者变形,只有经过硫化的橡胶,才不会变黏,不易折断。可以说,橡胶硫化技术真正使得橡胶制品成为日用品,被广泛使用在医疗、包装和家庭中。不过,这一技术最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却体现在避孕套当中。这一应用是古德伊尔所始料不及的,却对人类的家庭、伦理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间接地降低了人类的出生率。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技术的社会后果是可以完全脱离发明者的最初设想的。同样,最早发明互联网的人几乎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有人天天睡觉之前躺在床上“刷”着手机上的各式社交和视频软件。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好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高明的专家大致可以预测后面几十块骨牌倒下的结局,但是很少有人可以预料到几百块骨牌倒下的结局,甚至出现分叉的情况。
正因为如此,技术失控在十九世纪后变成了一个科幻“母题”——技术产品作为一种造物,可能反过来伤害甚至毁灭发明它的人类。从雪莱夫人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到冷战高峰中的奇爱博士,再到施瓦辛格饰演的终结者,直到最近十分时髦的人工智能,都在反复再现这一母题。

 


六、社会变革的焦虑


中层的焦虑主要来自剧烈的社会变革。美 国 的 未 来学 家 托 夫 勒(Alvin Toffler)在一九七年出版过一本书,《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他的分析要比很多现今的未来学家更加靠谱,他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

未来的冲击是一种时间性的现象,是社会变动率急剧提高之后所产生的结果,主要源自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强迫压榨。这是同一社会里的一种文化冲击,而其影响力往往比一般文化冲击更深刻也更巨大。大部分和平组织的志愿者或游客,在经历文化冲击之后,皆可返回他们本土固有的文化领域去。但是,未来冲击的牺牲者却没有这份福气。

倘若我们将一个人从其所习惯的文化领域中赶出去,突然将他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时空观念,不同的工作、爱情、宗教以及性观念下,并切断一切返回故里的希望,那么他必然遭受更多的纷乱。更严重的是,倘若新文化本身不时在变动,甚或价值观也不断地变动,那么这个人的茫然无措感将更为强烈。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即使我们提供给他一些合理的线索,他对别人乃至自身仍将感到茫然无措。(《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 1996 年,第 3 页 )


很多人在第一次接触外国文化的时候,会受到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例如一个中国人第一次出国旅游,或者一个老外第一次吃臭豆腐,所遭遇的就是文化冲击。受到文化冲击后,如果你不理解,不接受,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中去的。但是,一个人受到未来冲击后,是无处可逃的。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中,很多中国人都经历了这种“未来冲击”。人们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乡,来到大城市工作,从此离开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抛弃了自己熟悉的自然和人际环境。这种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也就是为了找到工作,获得更好的生存境遇。但是其文化成本是极高昂的。而且这种变化是双向的,当你离开故乡的时候,故乡也在发生高速的变化。古诗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也不大可能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人再讲当年的乡音了。

现代 的 人 都 是断 根 的 人。“断 根”(Entwurzelung)借 用自 德 国 思 想家 马 克斯·韦伯的术语,形容人在文化意义上被连根拔起,永久地失去了和曾经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的联系。社会学家用“双重脱嵌” (double disembedding) 来描述现代人的这种处境——一方面永久地离开了自己过去的故乡,另一方面却无法融入现在生活的地方。以往人们觉得这是对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的典型描述,但现在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在经历这种“双重脱嵌”。更进一步说,现代人都是游牧民族——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现代人跟着工作和生存机会不断迁徙,居无定所,永失故土。



 《未来的冲击》

 [美] 阿尔文 · 托夫勒著

 黄明坚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还有一个理论叫“文化差理论”(theory of cultural lag)。坐过长途飞机的人都体验过时差(jet lag)——长距离的飞行打乱了我们的生物钟,抵达目的地后,人的时间感依然在出发地。“文化差理论”也非常类似,技术作为自变量,变化很快,每过几年都会有一代新的技术出现;但是文化变化是很缓慢的,需要几十甚至几百年。于是,文化的变化永远跟不上技术的变化,相对于技术,文化(价值、规范和世界观)永远是滞后的。例如很多中国传统观念,是建立在一种特定的农耕家族聚落生活方式和传统国家政治基础之上的;而大部分现代中国人却过着朝九晚五的职员生活,生活在高楼大厦里面。当一个人坚持原有的价值和世界观,激烈地拒斥技术带来的变革时,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勒德分子”(Luddite)——在工业革命的早期,一些刚刚进入工厂的工人,由于没有办法适应高强度的工作,于是直接去毁坏生产工具、机床设备和流水线。

 


七、哲学—世界观的焦虑


最后来谈谈深层次的焦虑,我把它称为“哲学和世界观的焦虑”。现代人都很向往一种生活方式——农夫、山泉、有点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似乎这是一种古代人的生活样式。但问题是,古代人不焦虑吗?其实,古代人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先进的技术,没有手机,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抽水马桶,生活得很辛苦。不过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在世界观层面,古代人的确没有现代人焦虑。
世界大部分民族的先民都曾经认为,这个世界是永恒、稳定而和谐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就是这样的典型。亚里士多德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以月亮作为一个分界点。月上世界就是那些永恒的星体,它们在正圆形的轨道上运行。而月下世界就是人类的所在,那是有变化的。月亮本身有阴晴圆缺,所以以它作为一个分水岭。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统治了大约一千七百年。在这一千七百年当中,西方人都觉得这个稳定的世界挺好的。此外,西方历史上的“逻格斯”和中国古人讲的天道,也让人在自然规律和人伦之间建立了一种对应和交感关系——认为不管是宇宙星辰,还是人类社会,都有一个终极的道理,任何人不能忤逆。这些都是轴心时代的文明产物。
此外,古代世界观里有一个明显的成分,就是目的论(teleology)。简单来说,任何个体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带着特定目的的;换言之,人都肩负使命——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个人的终极任务是什么?就是去发现并实现你在这个宇宙当中的目的。但是,这样一种目的论的世界观在一八五九年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这个打击也是科学理论发展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它来自达尔文的进(演)化论。进化论在哲学层面的核心意义并不在于物种的变化,而是指出,世界本身没有内在目的(标),一切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在变异和自然选择发生之前,任何个体和物种都没有特定的目标。目的论和演化论这两套思维方式是根本不同的。一个人如果接受目的论世界观,就要尝试去“知天命”,并顺应天命生活;但是在一个演化论的世界当中,一切都是偶然事件叠加的结果。个体需要不停地回应环境的改变。
此外,时间—历史元叙事的变化会带来不同的焦虑感。人们看待历史,大致有三种元叙事:退步 / 堕落论、进步论和循环论。退步论认为,人是越变越坏的,整个历史的演化是从最好慢慢退步堕落下去的。比如,古希腊神话当中的黄金、白银、青铜、英雄、黑铁五时代说,是典型的退步说。基督教中的“失乐园”是比较特殊的堕落说: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忤逆上帝的意志,彻底破坏了人—神的契约,所以之后的世世代代都要去修补这个关系。这也是“原罪”的来源。接受退步论的心理后果,是必然要去寻找一个“黄金时代”。既然现在没有过去好,人就想要回到“过去”,回到那个曾经“最好的”时代。但是有时候“黄金时代”也是当代人构建出来的,我们将我们的不满和怨恨留在当下,而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投射到过去。伍迪·艾伦导演的电影《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2011)就讽刺了这样一种黄金时代情结。巴黎街头的某个角落,在午夜可以穿越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巴黎——当时的巴黎绝对处于一个黄金时代,画家、文豪、诗人、作曲家云集在此。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所有穿越过去的人最后都逃回来了。他们发现,那些画家、诗人虽然创造了不朽的名作,却根本无法相处,都有无法言说的怪癖和秉性。

电影《午夜巴黎》海报,2011


现代人的基本底色都是进步论的。“进步”(progress)出现得非常晚,大致到了十七世纪才有如今的含义。进步论者相信更好的东西在未来,不在过去,未来会越来越好,所谓“明天会更好”。我们有时候会有很直观的感受,二一九年 iPhone 11上市,二年会有下一代iPhone 上市……如此类推,当 iPhone 200 上市的时候,其性能一定令人惊讶。这样一个类推类似于“摩尔定律”,都是基于归纳和经验主义的。谁又能保证苹果公司还能延续一百年呢?电子元器件也会遇到物理的极限。不过进步已经变成了现代人的意识形态——进步主义。
进步主义恰恰是我们现代人焦虑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进步”这个词本身只有形式内容,却没有实质内容。进步是没有止境的。明日复明日,进步了还可以更进步。所以说,进步是给现代人穿上的一双“红舞鞋”——必须跟随着“红舞鞋”起舞,直到累死为止。消费主义、技术发展和资本增值的内在要求结合在一起,使得现代人的生存意义被稀释乃至被彻底抽空了。
在退步论和进步论之外,西方还贡献了另一种特殊的观念,即救赎。这里的救赎并不是指特定宗教传统中的救赎事件。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历史是并且始终是仅仅指向过去的。与此相反,先知是预言家……他的预言成全了历史概念,即作为未来的存在的历史……历史成为未来……未来就是历史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于未来的这种存在来说,天地的创造者是不够的,他必须创造“新天新地”……通过末世论的未来,地上真正的、历史的存在就取代了神话传说的过去中的黄金时代。

从以赛亚到马克思、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从约阿希姆到谢林,基督教西方的历史意识是由末世论的主题规定的。对作为“边界”(finis)和“目的”(telos)的一个最终终结的这一展望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具有不断进步的秩序和意义、能够克服古代对“宿命”(fatum)和“命运”(fortuna)的畏惧的图式。“末世”(eschaton)赋予历史进程的不只是一个终点,它还 通过一个确定的目标划分和完成了历史进程。……与给我们指出空间中的方位,并使我们能够征服空间的指南针相似,末世论的指南针指向作为终极的目标和终点的上帝之国,为我们在时间中指出了方位。(《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第 24-25 页)


这段话的核心在于,人类无法忍受的是时间的单纯流逝,总是希望找到一个目标和终点,而“末世”提供了一个终点,也提供了一个方位。在此意义上,人需要的其实并非任何宗教中的救赎,而是一种存在的“意义”。历史不仅仅指过去的时间和事件,也绝非一系列事件的叠加,而是一套意义坐标。人是由未来所规定的生物。

 


八、现代人的“一体三魄”


未来焦虑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内生的症状。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古代人大致像一个母亲腹中的胎儿——我们很多对世界的认识未必是完全真实的,但是这些世界观像母亲的子宫一样,把我们保护得很好。但同时,这样一种保护意味着它是一种蒙蔽状态。与此相反,现代人都被迫做一个赤裸裸的、顶天立地的人——他要自作主张,自我立法,追求自由、个性,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不再有任何世界观可以来保护他。现代人被抛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没有使命,没有目标——一个人需要为自己寻找使命和目标。甚至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善恶,自由抉择其实是一种重负。问题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做现代人,做回古代人吗?我们还能回到那种婴儿在母体中的状态吗?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德] 卡尔·洛维特著

  李秋零   田薇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我们面对着“一万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何是一万年?一万年差不多是已知人类文明的长度。相对于宇宙演化的两百亿年,一万年就是一瞬间而已。但是恰恰在这一万年中,我们创造出了地球表面如此辉煌的文明。而刚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人类第一次具备了从根本上进行自我改造的能力——基因修改技术虽然还不成熟,但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现代人都是“一体三魄”的怪物:我们首先享用着后现代的科技产品,并乐此不疲;其次,我们同时却纠结于当下现代的生活方式;最后,很多人一心向往前现代的田园牧歌。这样一个“一体三魄”的怪物有点像古罗马神话中的三头恶犬——三个头想往三个方向去。现代人很多的焦虑就来源于这种分裂。
或许正如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所说:未来其实已经到了,只不过分布得不均衡而已。

 


本文根据作者二一九年五月十七日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的讲座整理,二年一月经作者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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