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鲸横空出世——中国核潜艇研制揭秘》(二十九)

2020-10-01 潜艇兵战友之家 | 皇家潜艇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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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斧神工 伟大胎儿断“脐”下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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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学寅

这种名符其实的潜艇能在覆盖着地球七分之五的媒介中活动而不受限制,它的出现将使海军作战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美国海军原子能处 蒙森

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的骄子呱呱坠地了!这是炎黄子孙、华夏神匠们巧夺天工的杰作。可是,此时此刻,神匠们还来不及为它欢呼。因为他们还不能断定,这个从共和国母体内降生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头生宝贝”会不会是“怪胎”,会不会先天不足?他们还要继续试验,为它的发育成长倾注心血。

船台奠基

1968 年 11 月初,时令已入冬季,但在共和国某地大海之滨的一座现代化工厂里——核潜艇总装厂,却洋溢着一派热气腾腾的热烈气氛。人们头上冒着热气,脸上挂着汗珠,紧张地将各种各样的造船设备、器材,搬运到濒临海边的一个工地上,他们盼望已久的建造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船台奠基仪式,就要在这里举行啦!

中国的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简称“核潜艇总装厂”),建在一个半岛的港口,该港口三面临海,只有西面的颈部与陆地相连。这里四通八达:陆上,可通往全国各地;海上,可通往国内外各大港口。港内水域宽阔且深,回淤少,实为天然良港。这是个老港口,早在甲午战争后,沙俄和日本两个列强占领了大连、旅顺,控制了清政府在东北的交通命脉,光绪皇帝为了摆脱困境寻找新的海上出口,请英国工程师来这里勘察建港,花了不少银两,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工。之后,国民党政府及日本侵略军又先后在这里建港。解放后,这里被划为海军军港。

1955 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濒临这个港口建一座造船厂。因为这里环境幽静,隐蔽安全,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筹建这座工厂不久,核潜艇的生产就拟定在这座工厂进行。从此这座为国防建设将作出卓著贡献的国防企业就“隐姓埋名”地开始进入打造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征程。由于这个造船厂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中央对该厂建设一直十分关心。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亲自为该厂作过近 20 次重要批示。1958 年,党中央第一次决定研制核潜艇后,该工厂开始正式动工兴建,担任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曾来到这里,亲自挥锹挖开第一锹土为工厂奠基。上世纪 60 年代初,因核潜艇工程下马而停止。1965 年,党中央决定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上马以后,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写报告,提出核潜艇的总装生产仍然确定在该厂进行,建议对工厂扩建。中央军委研究同意这个报告的意见,决定拨出专门经费,加紧对这座工厂进行扩建。当时工厂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简陋。厂区没有道路,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没有厂房,一片荒芜,杂乱不堪。从 1967 年以后,国家各有关部门都把这个建设项目作为投资重点予以保证。

此时,中国正处在“文革”那场政治运动年月中,为了加强对工厂建设的领导,经上级批准,由有关工业部、建工部和省、市领导部门共同派人组成现场施工指挥部,组织和协调各方面力量加紧进行施工。当指挥部两次感到施工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马上将他们的意见上报中央军委。1968 年 4 月 8 日,毛泽东主席针对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的问题,签发了中央军委给沈阳军区的复电批文,决定派出某师炮兵团,支援这个工厂的基本建设。1969 年 2 月 14 日,当核潜艇开工 2 个多月后,毛泽东又一次签发了中央军委给沈阳军区的电报,决定某师炮兵团继续担任支援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的基建任务;同一天,还圈阅批准了调整该厂生产纲领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多次有针对性地批示,不仅对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的建设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保护和促进作用,而且给广大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建设者们很大的鼓舞。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张峰先后率领部队开赴工地,日夜施工,船厂上下同心协力,边设计、边施工、边基建、边生产,彻底改变了多年不上不下的局面。在解放军指战员和全厂职工的努力下,工厂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与核潜艇工程相关的基建工作,为核潜艇建造创造了良好的场所,成为孕育蓝鲸的“母腹”、“摇篮”。

为了统一指挥协调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的建设和核潜艇的建造试验工作, 1969 年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6848”现场指挥部,总指挥是被称为“虎将”的沈阳军区张峰副司令员,副总指挥是六机部生产局局长郭文声和舰艇研究院(七院)的蒲锡文。指挥部的成立对加强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的领导,特别是船厂参加基本建设单位之间、与有关设备研制单位之间及核潜艇建造施工的总体协调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核潜艇领导小组和现场指挥部的组织协调下,在全国成百上千家工厂、研究院的全力支持下,建造器材、图纸资料、配套设备、外协加工件……陆续通过海上舰船、空中飞机和陆地火车汽车,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个造船厂。

11 月 23 日,随着一阵激动人心的鞭炮声,核潜艇船台奠基仪式开始了。于是,核潜艇的组装建造工作随之拉开序幕。此时,站在船台旁边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右铭,脸上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心情激动,望着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成千上万设备和零件,高兴地向身边工作人员说,如果把核潜艇比作现代科学技术的骄子,那么我们这座造船厂的这个船台,就是孕育这个“骄子”的“襁褓”,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许许多多领导部门、科研单位、工厂、院校等等,就像遍布华夏母亲身躯上的一根根血管,向这里输送着各种各样的养料,来保证这个“胎儿”的健康发育和成长。

“产床”上的大会战

1968 年 12 月底,一列专车徐徐开进渤海边的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简称“总装厂”),当车头的粗重喘息停止之后,人们看到它后面拖着的十几节硬长的平板货车上全是外地制造厂家送来的“贡品”,有耐压壳体,有肋骨圈,有钢板圈,有导管;有巨型的,也有微型的,有方块,有卷筒状,还有椎体……这些成千上万件的成品、半成品,都是核潜艇的艇体结构部件。它们多姿多态,锃光瓦亮,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主管生产的总装厂副厂长侯君柱、王荣生两人走向前,一边指挥工人卸货,一边用手抚摸拍打着这些产品,心情十分兴奋。侯君柱对王荣生说:“老王,建造核潜艇的大会战就要开始了,你作为艇体建造的一线总指挥,担子可不轻啊!”

王荣生说:“侯厂长负责抓全厂的生产,担子更重,有你支持,我会干好的。”

侯君柱和王荣生是两位热血男儿,铮铮汉子,在建造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过程中,他们作为总装厂的领导人和一线生产指挥员,以崇高的情怀、惊人的才智和敢做善为的开创精神,作出了卓越贡献,创下了可歌可泣的功绩。

1982 年 8 月和 1985 年 9 月,笔者先后两次到这个造船厂采访。中等身材的侯君柱,脸色黝黑,眉毛浓密,说话高音大嗓,浑身透着一股冲劲。在介绍第一艘核潜艇生产过程之前,他带我来到那个有足球场大的大跨度厂房里,只见正在建造的核潜艇艇体横卧在巨大的船台上。他指着靠边的一座船台,充满自豪地介绍说:“这就是核潜艇的产床。如果说,科研设计人员是它的父亲,那么,我们这个造船厂就是它的母亲。”侯君柱对造船厂和船台充满了感情。

15 岁就进大连造船厂的侯君柱,在苏联专家身边跟着实习多年,干过油漆工、除锈工、切割工、电焊工……. 在造船实践中摔打磨练,从一个普通的学徒工成为新中国的一名造船行家、造船厂的副厂长。他虽然没有正规的科班学历,但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头脑,善于钻研,自学成才,遇事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有很强的造船生产领导能力。1966 年底,一艘按照苏联专家给的图纸造的常规潜艇刚刚完成,来参加交船仪式的六机部部长方强,会后对侯君柱说:我们的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抓总体建造厂的建设和核潜艇的建造工作。

“那里很荒僻,是个烂摊子,根本没有个像样的厂房。”侯君柱曾到过核潜艇总装厂所在的这个小岛。几年前这个工厂刚上马开建不久就因国家经济困难随核潜艇工程下马而停建了。现在还处在刚刚启动阶段。

“是啊,担子不轻。”方强说,“名义上你是副厂长,厂长是军代表,他不懂技术,实际上你得把生产全盘抓起来。”

当时,侯君柱对核潜艇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为了支持他去开辟这块新天地,方强告诉侯君柱,部里决定把大连造船厂的交船队成建制调过去。交船队的人员都是大连造船厂各车间的骨干,靠他们造的仿苏潜艇交到海军后得到满意的肯定。

在那个年代,交船队的干部工人一听说去执行上级命令的紧急任务,私下又听侯君柱说是搞毛主席批准的制造核潜艇尖端工程,个个深感震撼,激动不已:“这样的机会,一生能有几回呀!”二话不说,坚决服从命令。

侯君柱带着交船队包括队长周振堂、政委张焕璞一行近 80 人,就像当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士一样,身背行囊,从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来到了核潜艇总装建造厂这个荒凉的小岛上。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建造核潜艇的骨干,许多人成了功臣和栋梁之才。但在当时,他们都还是“核潜艇盲”,而且单他们这些人也远远不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现代化造船厂,完成核潜艇的建造任务,必须向高等学府、向大城市要人才。

侯君柱一方面请核潜艇研究设计专家彭士禄、黄旭华和本厂的副总工程师戴开南给现有人员开办培训班,详细讲解核潜艇的结构和各种设备,一面向上级机关请求“派、借、调”管理专家和造船专家,请求多多分配大学毕业生来。

于是,从上海、武昌等地造船厂抽调有领导生产经验的厂长、副厂长和 20 多名车间领导干部,充实到总装厂和车间的领导班子中,从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地的研究所和造船厂派调的专家和高等院校的大学毕业生,源源不断地汇集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支援大军,开赴到这个工厂,还有 2000 多名转业军人、3000 多名青年工人也云集这里。

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外地同志,一到这个荒僻的地方,衣食住行都不适应。他们首先要过吃饭关,主食 80% 是带糠的红高粱米,定量少得可怜的一点玉米粉成了稀罕物,每人每月 3 两油一直维持 10 多年。副食供应也十分单调,常年吃不到肉,看不到细菜,只有些白菜、土豆。有一年春节将至,副食品商店门口居然贴出大张红纸,赫然写着:“欢度春节,每人供应红方一块(即酱豆腐)。”可见当时供应之匮乏。其次是供水紧张,生活区白天不供水,晚上才来一点,大家只好用盆盆罐罐接水备用。这里濒临海边,风沙很大,大家形容说:“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一到秋冬季,凛冽的寒风更是让人难以忍受。

尽管生活艰苦,但核潜艇具有无比的魔力,把大家紧紧吸引到这个事业上。作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侯君柱身先士卒,和大家一样,整天身上沾满油污,眼里充满血丝,肚子饥肠辘辘,始终干在前面。在他的示范影响下,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却很少叫苦叫累。年轻的大学生们壮怀激烈,浑身是劲,高唱着那个时代的战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日夜奔波在工厂的工地上。

为了避免建造中因为没有经验发生过多的技术问题,总装厂在核潜艇正式开工之前两年,经上级安排,首先开工了一艘常规潜艇,进行技术练习。这对于侯君柱来说是轻车熟路,他带领和指导大家特别是新来的年轻人,在实践中有了施工生产的感性认识。尽管如此,但建造常规潜艇与建造核潜艇比较,其难度真是天壤之别。于是,侯君柱和总装厂副总工程师孙嘉良进一步狠抓对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施工技术培训,组织大家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经考核合格后才准上岗。还派出一批人参加陆上核动力模式堆的安装、调试、操作运行,取得实际操作经验。

然而,就在核潜艇即将动工开建之前,“文革”风暴也冲击到总装厂领导班子,副厂长侯君柱、党委书记蒋德功、总工程师孙嘉良等工厂和车间的十几位领导干部,被以“苏修特务”“反动技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关进总装厂附近一个山坳的“牛棚”——门窗用铁皮封死的几间红砖房里。工厂一度陷于混乱。

这一情况反映到六机部。当时六机部部长方强已靠边,负责六机部工作的粟裕大将点名将武昌造船厂副厂长王荣生调过来。

原来,1968 年元旦后,粟裕主持召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一项议题是研究核潜艇肋骨加工生产问题,许多厂都不敢接这个任务,因为不知道怎么加工。生产局长征求王荣生的意见,他提议用一种现代技术肯定能把它加工成需要的形状,受到大家的认可。

末了,王荣生捋了一下袖子,说:“干脆把加工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来干!”

生产局长担心地问:“你能保证完成吗?” “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王荣生充满自信地回答说。

据说,会后,粟裕大将专门调了王荣生的档案来看。王荣生 21 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已干军工 15 年了,难怪他敢于夸下海口!

“这人不简单,有事能冲得上去!”王荣生于 1949 年武汉刚解放时,考入中南交通学院攻读造船专业,后

调整到上海交通大学,1953 年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经过 15 年的实践磨练,已经是这个造船厂专家型领导了。1968 年 4 月的一天,武昌造船厂接到由六机部军管会电请武汉军区转来的电报,要王荣生 5 月 1 日前到六机部接受重要工程任务。

王荣生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任务,3 天后匆忙赶到北京到六机部报到。粟裕大将开会去了,委托副部长黄忠学接见他。黄副部长心情沉重地说:“方强部长靠边站了,有人正揪他留学苏联那一段历史;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管生产的副厂长侯君柱、总工程师孙嘉良等十几名领导干部和工程师被关进牛棚里,有的被打成了苏联特务,有的被打成了反革命……你要有打硬仗的准备。”

“缺了这一大批骨干,仗可怎么打呀?”王荣生低下头,发愁了。

黄忠学说:“是啊,你的担子可谓重于泰山!按中央军委的计划,核潜艇必须在 1970 年 12 月下水。这是雷打不动的,离现在只有 2 年多一点时间。有条件得上,没有条件也得上啊!”

“我懂了,”王荣生想了想说:“我会拼命干,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你有困难吗?”黄忠学问他。“困难总归是有的,我下决心去闯!”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黄忠学鼓励他。

粟裕大将慧眼识骏马,王荣生没有辜负大将的信任和重托,不仅很快成为核潜艇总装厂敢作敢为、叱咤风云抓生产的战将,而且以后成为我国造船工业战线叱咤风云的主帅——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一天后,37 岁的王荣生就来到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担任主抓生产的副厂长。六机部刘放副部长正在这里等着他。一见面,王荣生就要求去看看侯君柱、孙嘉良他们原来那些领导。刘放告诉他,暂时不必,他们还在悄悄地干核潜艇的事情。

原来,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再三协调和催促下,搞运动那些人迫于形势,白天将这些所谓的“特务”“反动技术权威”押着出去审查图纸,检查施工情况,夜晚又关回“牛棚”接受审问,写检查。

王荣生十分感动。他想,多么可尊可敬的人啊!这些老军工尽管蒙受委屈,但心目中仍把核潜艇工程摆在第一位。自己一定要学习他们的精神,把工作干好。为了增强施工组织领导力量,他又与核潜艇办工程公室主任陈右铭一起,深入做军宣队负责人的工作,让侯君柱、孙嘉良、戴开南等一批领导和专家恢复正常工作。

王荣生上任后,就住在办公室,白天抓生产,晚上看资料,很快熟悉了情况,开始风风火火、大刀阔斧地全力以赴组织生产。他新官上任,首先砍了“两板斧”:第一斧砍向大跨厂房的改造,更换新的功率更大的吊车,为船台的建造完善和核潜艇全面开工做好准备。第二斧砍向船体建造需要的高质量钢板。建造船体需要大量钢板,可是进来的钢板报废率太高。这是国家用 15 吨对虾换一吨镍从某国进口的,但冶炼压成钢板后,麻点超过标准,军代表不敢签字验收。怎么办?他决定亲自出马,带人先到鞍山钢厂,一张一张钢板查看,不行!王荣生身上像装了核动力,马不停蹄又连夜赶到齐齐哈尔。天冷衣薄,一下火车他就冻病了。他带着病体跑到重型机器厂,把急需这批钢板的缘由细说详解,厂领导感动了,说:“交给我们干吧,我们保证磨去那些麻点。”

经过来回半个月的奔波,大批钢板有了着落,消息传到厂里,大家欣喜无比:工期有了保障。

与此同时,恢复工作的副厂长侯君柱将船台边一个临时搭起的帐篷作为办公室和卧室,有时也当会议室用。他经常召集各车间科室的负责人在帐篷里开生产调度会,扯着大嗓门儿布置工作:“同志们,离上级要求的核潜艇下水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时间必须以分秒计算,艇上要用几百吨的铅屏蔽、几万米的消磁电缆,还有大量机电设备,到场的只有百分之五十!从现在下达命令起,供应科立即派人到各厂催货。人不够要人,钱不够领钱——耽误工期,我拿你们是问……”

刚从“牛棚”放出来的侯副厂长不但没有被磨去棱角,反而更显得威风了。

正是在侯君柱、王荣生雷霆般的主导下,建造核潜艇的成千上万种材料、设备和部件源源不断地运送过来。这就是本节开头所写那列专车拉来锃光瓦亮钢板等材料和设备部件的背景。

在核潜艇工程“6848”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部署下,成立了生产指挥组,王荣生担任组长。在指挥组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对核潜艇的开工进行了全面充分的准备。他们按照舰船生产的工艺特点,以艇体建造、设备安装和系泊试验三大建造阶段为基础,组织了“三大战役”,就像战争年代打一场硬仗那样,全力以赴投入拼搏,决心用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把核潜艇打造出来。

建造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第一个战役打响了,王荣生担任一线总指挥。在他的指挥下,工程师们和个人一起对水滴型的艇体采用 1:1 实尺放样。

船体车间担任这个战役的主攻,披挂上阵的是车间主任王秀清。他刚从“牛棚”里出来不久。那天,军宣队宣布经审查无罪释放他时,他却赖着不肯出来,非要讨个说法不可,阴沉着脸问军宣队员:“昨天你们还说我是阶级敌人,今天怎么我就无罪了?你们要不说清楚,我就不离开这里!”军宣队哪里说得清楚,无可奈何,只好把主管生产的王荣生副厂长请来做王秀清的说服工作。

大学生出身的王荣生已经习惯了北方的旱烟,像当时的北方汉子一样用纸片和烟丝卷了一根手指粗的“喇叭口”叼在嘴上,边吸边对王秀清说:“老王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是船体车间离不开你。你不出山,核潜艇工程就会搁浅。你真的不想造核潜艇了?我看你是蹲‘牛棚’蹲糊涂了。”王秀清内心在激烈纠结:是啊,个人受委屈事小,核潜艇工程事大。

王荣生打量着这个饱受屈辱的汉子,动情地说:“老王,我知道,干核潜艇是你的夙愿,你不会不干。”

王秀清像是遇到了知音,看了王荣生一眼,坚强地说:“我干,我干!”然后,连铺盖也懒得收拾,就大步向他的船体车间走去。

造船体,焊接工作量极大,要求极高。建造核潜艇这样的大船,需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大面积作业,技术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做大舱部位焊接活至少需要几百个能工巧匠,而厂里能干这种大活的只有十几个人,能焊整体大缝的工匠更少。技术力量奇缺与尖端产品的高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怎么办?王荣生对王秀清说:由你负责搞培训。王秀清就把焊接实验室的检验人员组织起来,开办青年学徒培训班。王秀清领来几十吨焊条,请了两位工程师做教官,自己带几位大工匠上阵,一边讲解一边做示范,紧锣密鼓进行焊接练兵。学员学会了,先在民船驳船上做焊接实习,然后上大缝去焊,焊完进行解剖检验,直到完全合格,才发上岗证。40 吨焊条用完了,一大批工匠出师了,王荣生用一个字评价:值!

为了使建造工作做得既快又好,工厂开展了比、学、赶、帮、超的群众性练兵活动。

技术人员对耐压壳体和肋骨使用的高性能钢板,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检验和复验,完全合格后才投料。这时,摆在大家面前的巨大工作量就是割、焊、装配任务。王荣生组织由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参加的三结合攻关小组,大搞技术革新和设备改造,革新成功半自动切割机,自制成功万能除锈机等技术设备,使各个技术环节的工效 3 倍、5 倍甚至 10 倍地提高。

立体分段制造焊接好后,很快进入艇体连接大合拢阶段。核潜艇躯体是个上百米长、四五层楼那样高大的庞然大物,全艇共 11 个分段,10 个大接头焊缝。为了战胜这十只拦路虎,参战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们 , 吃在船台,干在船台,睡在船台旁,三班倒连轴转地干。就在那个大跨船台上,他们以一个主体分段为基准段,将其它段由两端逐步向基准段靠拢合辙,使耐压肋骨、耐压壳体、耐压隔壁、耐压液舱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在艇体总合拢的决战时刻,船台上几十只焊枪一齐点燃,焊星飞溅,五彩缤纷。白天犹如施放烟花礼炮,电闪雷鸣;夜间则像火树银花,天河倾落。整个场面气势磅礴,十分壮观。

军工产品,质量第一。核潜艇的质量问题更是关系到人、艇生死存亡和战斗胜负的大问题。为了确保建造质量,工厂成立了由领导挂帅的艇体质量复查小组,对全艇每个舱室、每个焊缝、每根梁头,都用超声波和 X 光探伤,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复查,发现问题,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他们仅仅用了 5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艇体建造的任务。这对于当时仪器设备不很先进的总体建造厂来说,简直是个奇迹!

接着,他们乘胜追击,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工厂党委组织大家对第一战役进行了全面总结,召开了会战祝捷庆功授奖誓师大会,吹响了第二战役的进军号。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台(件)设备、仪器、仪表和材料,上百公里的电缆,几十公里的管路,都要依照设计方案进行安装。这是一项庞大的立体交叉作业。为了保证安装工作有条不紊,既快又好,避免失误返工,工厂成立了由各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会战领导小组。在他们的统一协调和带领下,打破工种界限,成立了多工种联合攻关小组,夜以继日,穿插作业。有的同志被油漆铅尘熏得昏倒了,爬起来继续干;有的同志腿上起了红斑,有的鼻子流血,有的眼睛熬红肿了,但没有一个叫苦的。他们一天干两天甚至 3 天的工作,有的车间一个月完成正常需要 60 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还有的车间一个月的活 10 天就完成了。全厂仅用 8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二战役的任务。

就这样,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在工厂里经历了放样下料、焊接合拢、安装设备、调试机器、试水检验、质量复查……工程之大,工序之浩繁,技术之复杂,质量要求之高,都是中国造船史上未曾有过的。建造人员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顶严寒,战酷暑,斗志昂扬,埋头苦干。在那无数的日日夜夜中,每人每天延长了多少工时,谁也不去计算;每月加了多少夜班,谁也没要过加班费。在当时高喊“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极左年代,国内生活物资匮乏,造船厂的科技人员和工人,干的是具有当代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尖端工程,吃的是高粱米、棒子面窝窝头。尽管如此,人们谁也不发怨言,谁也不消极怠工。因为大家心目中有一个崇高信念:自己干的是中国的尖端工程,是关系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政治任务”。如果亲眼看到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生活水平和工作劲头,谁都会认为:在这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是世界上最有觉悟、最伟大的人!

建造速度是惊人的!总装厂在全国各有关部门、研究所、工厂的支持下,在各位设计总工程师、专家全力指导和参与下,仅仅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便完成了船体建造和设备安装任务,使核潜艇基本具备了生命力,并做好了下水准备,等待着“第三战役”——码头和海上试验的号令。据专家介绍,这样的建造速度,在国外同类产品的建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作者简介:李学寅,河南唐河县人,1947 年生,1968年入伍于南海舰队鱼雷艇部队,1974年7月调入新华社驻海军分社任军事记者。1982年考入中国新闻学院学习至1985年。1988年调入中国消费者报社,先后任总编室主任、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2006年 11月,任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2006年12月,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作者在30多年新闻工作生涯中,在新闻媒体和杂志发表各种形式文章1100 多篇约230多万字,撰写和主编专著10部共290多万字。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一起诉说心事,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兄弟。战友、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还常常想起我们在艇上的日子吗?神圣神奇的潜艇,让我们知道,原来濳艇人的友情更让人牵挂!过去通讯不发达,许久没有彼此消息,也许我们奔波忙碌,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但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惦记着你。微信让我们慢慢都联系上啦。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们都已老去,即使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带不走我们潜艇人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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